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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碑志,一段故事——袁敞碑与袁氏家族

 

       辽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,也是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,以馆藏丰富、特色鲜明而享誉海内外。除了晋唐宋元书画以外,历代碑志也堪称辽博独树一帜、极具影响力的馆藏珍宝。

         碑志是镌题文字的刻石,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,碑志依托于金石,相对于纸、绢保存时间更为久远,作为众多历史文物中的一种门类,碑志或简略或详实地记录着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资料,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。通过它们,我们今天得以窥见中国历史上那些鲜为人知的风云往事。

 

     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“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: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”。为此,我们将连续推出“一方碑志,一段故事”专题,为您讲述一段段难以言说的历史……


1、碑的起源:

       碑,最早源于周代,是一种没有文字、没有图案的竖石。据《说文》记载:“碑,竖石也。”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者标记者,称为碑。其上镌刻文字者,称为碑刻。清代学者王筠在《说文句读》中解释道,古时碑刻有三种用途:一、宫中之碑,照日影以知时辰;二、庙中之碑,竖石以拴牲畜,用以祭祀;三、墓前之碑,用以扯绳以下棺。后代碑石两侧有环形石刻,乃古碑之“穿孔缒棺”之遗迹。

 石碑在东汉时开始兴盛。人们在碑上镌刻文字,述德纪事,树碑立传,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形制。碑的形制,可分为碑首、碑身、碑座三部分。碑首有尖首、圆首、方首。汉代的碑首有简单的纹饰雕刻,有瑞兽、四神等。至魏晋时,碑首演变为螭龙。碑首上有圭形的碑额,上刻碑的名称。碑座起初是长方形,至隋唐时出现了龟形,俗称“赑屃”,传为龙的第九子,好负重,故用于碑座,有长久、吉祥之意。碑身的两边称为碑侧,多刻有各种纹饰图案、画像等,以线刻的手法为主。


2、碑刻的制作过程:

       书丹:古代刻碑,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,然后镌刻。后亦泛指书写在碑上的文字。“书丹”,最早记载,见于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:“熹平四年…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,灵帝许之。邕乃自书丹于碑,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。”书丹其工序是,首先必须把碑制好磨光后,再涂上一层黑色,按碑的文字多少,计算好行数,打成格,书者用红色直接写在碑上,写完即可奏刀刻之。碑皆为竖行,自右而左,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,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,也各有不同。

       刻碑:是一种极为精细的工作,首先是阅稿,即仔细审视书法家写出的样稿:大小、行距、结构、排列等。然后是选择合适的石料,先以沙石粗磨平整,继用沙皮打磨,复以细刀砖磨光,直至腻滑为止。接着,用磨得浓酽的上等墨汁,刷在石上,名曰“上墨”。待墨汁干后,用烙铁烫白蜡均匀地在墨上覆盖一层,尔后用细铲削去过厚和多余的部分。另外,还要把透明的纸张覆盖在碑文原件上,用细描笔墨线“双钩”,再用银红作红线“双钩”,叫做“过朱”。将“过朱”的透明纸,妥贴地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,用木棰垫着羊毛毡,敲击钩本字样,让“双钩”红线清晰地印到蜡面上,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镌刻了。

       刻法:一般分为阴文、阳文及双龙(双钩线)。工具为一铁板,六寸长,八分阔,三分厚,作敲击刀具之用;再加上各种型号的刀具。优秀的刻碑手,能尽意地表现书法家原件的风神与笔势,著名的西安碑林中的许多作品,即属此类。刻石技法,古人分之为镌、凿、雕、切。镌为以重力压迫刀具,使刀镌石而不浮滑,如金属镌除;凿为以锤(铁板)击刀具而切去石质;雕是刻法比较灵活的运用;切为刀具削除石质,以腕力执之削石。


3、墓志:

       也称墓志铭,墓志通常是埋在地下的。最早的墓志是东汉时期的, 魏晋时期,发生了多次大力禁碑的事件,使墓碑的数量减少,墓志的数量增加。建安十年曹操下令禁止厚葬、立碑;晋武帝咸宁四年诏云:“碑表私美,兴长虚伪,莫大于此,一禁绝之。”最初的墓志,无论其形制还是称名均与碑无异。墓志即为小碑,直立圹中,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,故无盖而有额。这种仿照碑式的遗风至南北朝时还可以见到,唐志偶尔也有。

 墓碑转入地下以后,吸收了其他明器(如盒)形制特点的盝顶盒式墓志就逐渐成了占据主流的基本形制。这种墓志,由志底与志盖两部分组成。志底多为正方形石板,刻志文,志盖多为梯形石板,刻题目,志底四周与志盖四杀往往刻有文饰。对于石碑与墓志等各类石刻上的纹饰的研究,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。



袁敞碑与袁氏家族




       汉代篆书石刻存世极少,有名的嵩山三阙、三公山碑等,损泐过半,汉人作篆的神采缈不可得,1922年河南偃师出土的袁敞残碑弥补了这一遗憾。

       袁敞,字叔平,汝南汝阳人,东汉章帝建初末年任太子舍人,安帝元初三年(116)官至司空,元初四年(117)卒,《后汉书》有传。司空掌水利、营建之事。此碑192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,无碑额,有穿,穿约在第五字下,占两行两字。

       碑额:碑为竖石, 上端即碑首称为“额”。“额”多刻碑的标题,即碑头题字。书体篆文居多,故一般称篆额,以后也有用隶书、楷书、行书题额。四周多刻有蟠螭、蟠龙等图案。

       碑穿:汉碑之制,首有碑穿,大致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利用以前下棺,系牲旧碑,加刻碑文,穿孔仍存。又一种为新造碑,沿袭古制,仍凿穿孔,但此时穿孔已无实际用处。至于碑穿的位置,却有高有低,或大或小,或偏左或偏右,并不明文规定划一不变。一般而言,即在碑额标题之下,碑文之上,于书写碑文无碍之准。如此古制,至汉末已消失,碑穿的取消为一大进步。故自汉之后的碑版均无穿孔。

       此碑是研究中国古代碑志发展演变过程的珍贵实物资料。碑身剩篆书十行,行存四至八字不等,字口清晰,字迹锋颖如新,界格明显可见,笔画方折,骨力劲拔而富有弹性,书体接近秦隶风格,充分体现了汉代篆书灵动而厚重的特点,为汉碑中之精品。

       袁敞碑是墓碑,一般来说墓碑碑文不吝惜华丽辞藻,多“谀墓之辞”,但是袁敞碑文辞却非常另类。碑石出土的时候上下都已经残缺,但经过故宫博物院金石专家马衡先生考证补足,内容基本复原。

       碑文翻译成白话,大致是这样的:“先生名敞,字叔平,前任司徒袁安的第三子。某年月拜太子舍人;某年月升郎中;某年月任黄门侍郎;某年月拜侍中;某年月拜步兵校尉;某年月任将作大匠;某年月拜东郡太守;某年月拜太仆;某年月拜司空。元初四年四月初五去世,十八日下葬。”这几乎是一份简化版的“干部履历表”。查阅《后汉书》,袁敞官拜司空,行政级别约相当于副总理,悼词也不应该简略如此,更何况“谀墓”的碑文了。推究原因,与袁敞的死因有关,其为“被自杀”。

       袁敞的自杀真相见于史书,按《后汉纪》中的记载,尚书郎张俊欲举报同僚朱济、丁盛的不法行为,二人惧怕,先托陈重、雷义向张俊说清,张俊不允。于是此数人便设法寻求张俊的短处,探得他与袁敞之子袁盱的私人信件,遂以泄露内廷机密的罪名将张俊和袁盱下狱。汉代漏泄省中语是大罪,论法当死。虽然当事人是张俊和袁盱,但袁敞也因亲属关系受到牵连。于是在张、袁下狱期间,袁敞被罢免司空职位,并“依法”自杀。

       后来张俊在狱中上书,感动了邓太后,二人居然在法场上得到赦免。侥幸逃生自然是好事,只是这样一来,袁敞就更加显得悲剧了。朝廷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,按照《后汉书》的说法,“薄敞罪而隐其死,以三公礼葬之,复其官”。即朝廷撤销对袁敞“自杀”的处分,恢复司空待遇,享受该级别葬礼规格。“薄敞罪”的意思是减免袁敞的罪行,但并不等于彻底平反,这样另类格式的碑文,或许算一种无声的抗议吧。

       袁敞是司徒袁安的第三子,袁安(?-92) ,东汉大臣,字邵公。汝南汝阳(今河南商水西南)人。少承家学。举孝廉,任阴平长、任城令,驭属下极严,吏人畏而爱之。明帝时,任楚郡太守、河南尹,政号严明,断狱公平,在职10年,京师肃然,名重朝廷。后历任太仆、司空、司徒。和帝时,窦太后临朝,外戚窦宪兄弟专权操纵朝政,民怨沸腾。袁安不畏权贵,守正不移,多次直言上书,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,为窦太后忌恨。但袁安节行素高,窦太后无法加害于他。在是否出击北匈奴的辩论中,袁安与司空任隗力主怀柔,反对劳师远涉、徼功万里,免冠上朝力争达10余次。袁安碑于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,现藏河南博物院。袁安后代多任大官僚,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,其中,东汉末年群雄之一的袁绍是为代表人物,袁绍是袁安的玄孙。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一方碑志,一段故事~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您还意犹未尽?那就快来辽博中国古代碑志展看看吧!中国古代碑志展是辽宁省博物馆常设展览之一。展览收藏了从东汉至明清历代墓碑共计200余件,是我们解读历史、感受文明的珍贵文物,不可错过哦!

 

 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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